2023年7月5日-7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办的第13届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嘉定举办。在7月6日下午举办的“主题论坛四：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创全球汽车产业新高地”上，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第十项原则专家组成员/原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发表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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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来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举办的大论坛，今天就合规这样一个侧面，谈怎样把握国际的通行规则，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现在讲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际上面临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你想对外开放，外边不一定愿意支持你开放。
最近有三个大的问题：
（1）中美贸易冲突。
有人说贸易战，我一般说成贸易冲突，是2018年开始的。
（2）抗击新冠疫情。
2020年全球范围开始新冠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3）俄乌战争持续。
去年开始的俄乌战争到现在仍在继续，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的产业链或者全球经济的合作。
我觉得外部大的环境造成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有一些国外政界人士提出要脱钩，现在又把脱钩变成了去风险。作为中国企业，包括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我们反对脱钩。为此，我们就得研究现在要继续高水平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我认为下一步应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来扩大开放。
为什么说现在开放面临外部的矛盾，即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
以美国为例。美国很多企业愿意继续在中国投资，和中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在上海建立的，他们再次到中国来投资是“回老家”。这个公司老总格林伯格已经90多岁，非常愿意和中国继续合作，联合了22个美国著名企业家，推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加强对话，处理分歧。但另外一方面，不少美国的政界人认为美国现在和中国不能像过去那样合作了，他们要求限制高技术企业在中国投资。
日本也有这种矛盾的情况。我查到日本企业的统计，过去十年间在中国减少了1600家日本企业，不少企业要往外走、不少企业不在中国干了。但是，也还有一些企业明确地讲要在中国继续投资，比如松下，这些年开发了很多适合老年社会使用的电器。它和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一块开发适于养老的房地产项目，而且很受欢迎。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步入一个老年社会，为什么不在中国做生意呢？
德国也如此。大家看，德国经济部 “猛砍对华投资担保”，不推动在华投资经营。其实政府内分歧很大，虽然有人反对企业到中国投资，但是也有人主张继续投资。德国很多企业现在仍然在中国加大投资，例如大众汽车和巴斯夫公司。巴斯夫在湛江那边投资100亿欧元的大项目，现在正在建设。最近李强总理访问德国召开企业座谈会，11家大企业到会，其中有4家都是汽车界的：奔驰、宝马、大众、舍弗勒，据我所知这些公司在座谈会上表态都是愿意和中国继续合作。
显然，尽管“去风险”不同于“脱钩”，尽管不少跨国公司仍然继续在华投资经营，但是全球产业链还是在重构。这是对中国企业新的挑战。中国要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但是外部环境和前些年相比确实变了。我们怎么样抓住其中的有利因素加以促进，对不利因素加以化解？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国际规则。国际上反对和中国继续合作的人，往往说要去风险，或者说要脱钩的这些人，他们强调的一套叫做“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与中国合作的人，包括那些著名跨国公司，也希望与讲规则的中国企业合作。我国政府也提出“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因此，我觉得中国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下一步要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一定要研究国际规则，把握国际通行规则。
中国企业跟国际上合作，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扩大开放，面临着很多国际规则的挑战。
首先一大类，我把它叫国际通行规则。比如1976年OECD提出来的跨国公司准则，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2010年世界银行廉政合规指南等等。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是全球范围推进企业合规的重大里程碑，标志着从这个时候开始合规成为全球企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肯定全球契约，要求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也要遵守全球契约。
第二类叫做非国际通行规则，“一带一路”上很多国家的规定确实不是国际通行的，但是你到那去投资恐怕还得遵守他的这些规则，要在那投资经营就要尊重当地的习惯、规则，即使不是国际通行的规则。英国的《反贿赂法》、法国《萨宾第二法案》，都还不是国际通行的规则。企业到当地投资和经营肯定得遵守。
第三类，与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相抵触的规则，我们不能遵守，还要反制。
这不仅是中国企业需要遵守的规则，也是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前些年这个问题不突出，现在不光有外国规范中国企业的规则，现在也有了中国政府规范外资企业的规则。最近出台的《反间谍法》，还有同一天施行的《对外关系法》，像这样一些法律外资企业也需要在中国认真遵守。
当前我们要认真梳理和研究中国企业面对的这些规则。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要高水平的开放，关键是要把握国际通行规则，遵守国际通行规则。
因为国际通行规则往往体现了先进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以及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才有可能在这次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竞争力，能够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中国政府部门而言，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就能够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更好地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
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可以使我们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以及国际企业开展经贸交往中能够找到共同语言和实现共同利益。20年前我们入世的时候，当时一个口号“与国际接轨”，实际就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当时加入世贸组织兑现入世承诺就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在中国入世20周年的时候，习总书记有一个讲演，他说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中国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万多件，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习总书记高度肯定了我们入世的做法，即与世贸组织代表的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现在既然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要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经验我们要认真地汲取。经过20多年全球经济发展，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现在中央明确提出，我们要加入CPTPP。与加入WTO相比，加入CPTPP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之相应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比入世必然大大提高了。CPTPP里面的规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的国际通行规则，我们得按这个标准去提升我们的开放水平。
习总书记2014年就讲过，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所以我想，下一步实现高水平开放关键点或者说难点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国际通行规则，我们就可以考虑从2个方面来提高开放水平。
第一个方面，优化营商环境。从今年开始，世界银行报告已经改了，不叫“营商环境”了，叫“宜商环境”，宜商环境是右边这一列，要求企业进入到你这个地方在这么一系列问题上能够做到按国际标准做好。
国际标准是什么呢？最近3月份召开的发展高层论坛上，有一个外资企业代表谈开放的营商环境，他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有5个建议：透明；特别是更透明的国际规则；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公平的政府采购。这些点恰恰就是我们提到从国际通行规则角度看营商环境或者叫“宜商环境”的条件。
现在优化营商环境主要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等三化。
市场化，营商环境符合市场规律，遵守市场规则。
法治化，关键是法治企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国际化，当然要把握国际通行规则，按照国际规则去合作、博弈。
“三化”本身恰恰说明了应当通过强化合规管理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强化合规优化营商环境，深圳是一个好例子。深圳出台全国首个全面推进企业合规建设的政策性文件，是市委市政府两办一块印发了《关于加快打造企业合规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明确提出通过强化合规来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的法制化营商环境。为此深圳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个企业合规协会，来推动企业合规、营商环境的合规。
第二个方面推进企业合规地走出去。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及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和20年前入世的时候不一样。20年前入世时中国企业很少对外投资。当时没有讨论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现在不一样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国电动汽车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很多企业面临“走出去”的挑战。
“走出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走出去。习总书记明确要求中国企业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全球契约，我认为这就是国际通行规则，全球契约一共有四大方面十个条条：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反腐败。现在全球契约进一步发展，把十项原则集中为ESG（环境、社会和治理）。
中国吉利汽车公司这方面做得不错。他们在2014年开始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引进这种国际的规则，来提升管理水平。有了这样一个管理体系，而且有了这种合规竞争力以后，他们经受了两次重大的挑战：
挑战1：收购美国的飞行汽车。美国方面除了正常的并购审查之外，专门让美国的军方来审查，他这个并购影响不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军方审查主要就是看你合规不合规。最后军方出具证明，认为吉利是一个合规的企业。
挑战2：吉利收购戴姆勒，成为戴姆勒最大的国外股东，他占了接近10%股份，引起了德国民众质疑和非常严格的审查，最后德国总理出面说吉利整个的收购过程没有任何的违规行为。
吉利在美国和德国投资案例说明，企业对外投资面临主要挑战是合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企业走向世界光有硬实力包括技术和产品还不够，如果没有把握和遵守国际通行规则，你出去肯定还会受挫折。
最后我想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国际环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么好的时候，特别是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要扩大开放关键是我们要强化合规。企业要合规，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也要合规。
什么是合规？合规是英文的“Compliance”翻译过来的，通常是指履行一个组织的全部合规义务，包括强制性必须遵守的要求，以及组织自愿选择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为三种形态：法规（外规）、规制（内规）和规范（德规）。
我认为合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遵规守法，而是一个组织（企业）自愿把履行合规义务，包括防范合规风险、遵守法律法规、实现合规承诺以及遵守职业操守、道德规范等各项合规义务转化为企业日常的管理活动，把合规嵌入业务全流程各个环节，合规是一个组织强化管理、提升管理层级的过程。合规意味着包括企业和政府机构在内的各社会组织合规，所以合规管理可以成为法治企业、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的抓手，也可以成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抓手。
这些年，在强化合规管理方面，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企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从2018年算起，中国形成了一个全国推进合规的潮流。
首先，中央领导积极倡导，习总书记多次倡导企业合规，国务院的领导就强化合规管理做出具体指示。第二，中国各个政府部门，有20多个部委都出台了推动企业合规的指示、要求、制度。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像深圳。现在全部央企和很多地方国企都行动起来了，短短5年时间里中央到地方，国企到民企，全国形成了企业强化合规管理的潮流。
据我了解，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中央政府推动形成了这么大规模企业合规的潮流。这为中国企业迎接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来推动下一步高水平开放是有可能的。习总书记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我认为，我们这次开放和20年前入世那次开放相比，历史条件大不同了，我们应该特别自觉在这个领域，从这个高度去扩大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中央文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要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我觉得这可以总结为政策引导型的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的开放，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其实，接轨的关键是国际通行规则。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有可能实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太有利的情况下实现新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
这是我的想法，供大家参考，谢谢。
（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嘉宾审阅）
